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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康熙的红票》，这本书读完快两月了。我呢，一开始只想写下这本书讲了什么，现在却打算再写写这本书聊了哪些错误、或者说帮我纠正了哪些错误观念。

这本书讲了什么？康熙是怎么接触到传教士的、康熙与传教士之间的相处以及雍正帝禁传教士的原因。这几件事，作者的讲述非常精彩，去读原书吧！

这本书聊到了哪些错误？闭关锁国、“奴才”、自由市场下的知识利用。

闭关锁国

众所周知，你我从小到大的历史教科书都以”闭关锁国“作为清政府近代史饱受欺凌的原因。可实际上，”闭关锁国“是简单、但未必正确。

清政府统治期间，地理环境仍是人类难以逾越的障碍。当时从欧来华有两条路：陆路由沙俄垄断，而沙俄也不愿放弃垄断权力；海路则耗时长、且风险难测，只有传教士与商人愿意走海路来华。后面，康熙派在华传教士去欧洲传话，走的就是海路。结果呢，一大半的传教士都死在海上。

蒸汽机的改善在康熙死后。取消传教士优待的是雍正，乾隆续之。

出于个人经历，康熙欢迎、甚至渴望传教士来华，尤其是一技之长的传教士。传教士入华后，往往会受到康熙的优待，如各地购买土地、可与康熙直接通话等。雍正即位后，出于个人宗教爱好，抑制传教士、推崇佛教。注意，在康熙、雍正乃至当时文人圈子中，传教士与和尚道士没有区别，都是宗教。甚至，他们不在乎传教士之间的教派区别——康熙就不愿意扯进传教士们之间的教派争执。雍正在位十三年，抑制传教士十三年。乾隆即位后，也没有像康熙那样特别优待传教士，采取的态度是：有传教士来是好事，没有传教士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

那么，传教士的遭遇是怎么影响清政府的后续命运的呢？

乾隆即位后，在华有话语权的传教士，其派系被教宗取消，这就使得即使在华传教士写信回欧洲，欧洲也没法派人来华传教——在那个时间节点上，传教士不仅仅是传教士，还是世界各地知识传播的使者。比方说，奎宁就是传教士教给康熙用的。皇帝排斥传教士、没有传教士来华、欧美技术跃进又刚好是在那个节点……这所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，清政府技术仍停留在冷兵器+落后热兵器层面，而欧美社会则已进入到最先进的热兵器时代。印第安琼斯都知道吧？你刀耍得再花，印第安琼斯的一颗子弹也能让你脑袋开花。就这样，洋人开着蒸汽船、拿着先进热武器，从海入华、直插腹地。

闭关锁国，简单、未必正确。

奴才

“奴才”两个字后面的是什么？鲁迅写过一篇杂文，专门痛斥“某些人自愿做奴才”，可“奴才”两个字代表的是什么呢？是清人起事、发家、逐鹿中原并掂量九鼎的人事制度。“奴”指人身归属，“才”指依附者的能力。简单地说，一人得道、鸡犬升天。“家奴”、“包衣奴才”即是来源自此人事制度。此人事制度有两个特性：家族式附庸、可自由转移奴籍。例如，年羹尧父亲就是雍正家奴，顺带着，年羹尧哥哥和年羹尧都是雍正的家奴。在这种激励制度下，清人作战往往不怕死，愿意冲锋陷阵——明军的军功激励制度不如清军有效，输得不冤。

前面有说，康熙往往会优待在华传教士。优待的原因是什么？顺治立康熙，就与传教士的建议有关——传教士告知顺治，得过天花的人不会再得天花。此事极大地增加顺治立康熙的权重。另外，康熙自幼就与传教士相处过密。这种相处过密，又给康熙以机会，得以享受纯粹知识的乐趣。对于这种知识的渴求，也是康熙派遣在华传教士去欧洲的一个理由。另外，传教士还能发挥制度以外的政治作用——传教士可作为皇帝本人的私人代理参与各种对外事宜，如对俄谈判等。后面，为了方便管理，康熙下令，由内务府签发在华传教士的“籍贯证明”——内务府专门管理皇帝本人的奴才。也就是说，康熙是认可在华传教士为家奴的。

那为什么鲁迅的痛斥有道理，而康熙时期的在华传教士也不认为“奴才”制度是错的？鲁迅的那个时候，”奴隶制“已成为文明中的不道德，而直至雍正时期，世界上仍未普遍认为“奴隶制”是道德错误。也就是说，关于“奴隶制”的观念，在那一两百年间发生极大地反转，而且这种反转是先在欧美社会发生的，随后才传递到儒家文化圈子——你可以翻看儒家各种典籍，没有任何一句话指责过奴隶制。在华传教士呢，也不自认为 slave，而是“骑士式的效忠”。因此，这两者并不冲突。

只是说，当爱新觉罗坐稳皇帝位置、整个华夏社会进入相对稳定的时代后，这种“奴才”制度的作用便在减弱，但并未消失。这也是鲁迅指责“某些人自愿当奴才”的起因。

自由市场下的知识利用

康熙享受传教士带来的知识，而且往往还能有所突破。只是说，这些突破碍于文字不通，没有传回欧美、没有使欧美社会认识到这些突破。可是，这种知识上的突破，有什么作用吗？今人再发现这些已经过时的突破，有什么作用吗？

我想的是，康熙及其手下的人可以突破某些知识难点，可是，这种突破为何没有影响社会、甚至改善整个社会？而且，康熙为何仍在等待传教士带来最新的知识进展？后来我明白了，对康熙来说，这种纯粹知识的享受，只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小乐趣，与打猎无异。正因如此，这种知识水平上的突破根本不会回馈到整个社会。

我无法理解的是，这种无法回馈社会、仅仅保留在故纸堆上的过时突破，怎么会成为某种骄傲呢？在我看来，这是错误。

如果说，传教士们忙着介绍知识给康熙、翻译汉籍，那么，怎么当时华人读书人没有翻译、转售传教士们的书籍呢？我的猜想是，传教士群体始终与政治息息相关，要么过分亲密、要么过分疏离，康熙雍正时期的读书人不太可能冒着巨大政治风险与传教士来往。以至于乾隆朝，当时人视洋人为稀有物、甚至不知道曾与传教士有过来往。别忘了，文字狱贯穿着整个清政府生命周期。换句话说，政治风险抑制着社会传播知识。

康熙不知道这些知识的作用，指责他也没有用——整个华人社会就不知道这些知识有什么用。那么，在哪种制度下，知识最容易发挥作用呢？自由市场下。在自由市场下，人们会想方设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。对各种事物的认识与运用，包括在“想法设法”中。

一些问题

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有几个疑问：

• 闭关锁国，这四个字的发源与兴盛，以及是如何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的？
• 奴隶制，是怎样成为道德错误的？
• 天才从何而来？天才们是如何反馈社会的？